台灣之門鹿耳門
台灣之門鹿耳門鹿耳門志節錄> 媽祖宮的姓氏與人口變遷
媽祖宮庄(媽祖宮仔)之地名,來自清康熙58年(1719)各官捐俸同建的鹿耳門天后宮,當時北線(汕)尾沙汕北端的鹿耳門,早自荷治以來就有民人搭建草寮居住,並且逐漸繁衍成庄,初名為「鹿耳門小村」,清代以後因鹿耳門係兩岸對渡唯一正口,曾經商旅如織、熱鬧繁華,只是當時各時期輿圖卻僅見媽祖宮、鹿耳門(砲臺、汛塘)、文武館等地名,而未有民間聚落的名稱。但隨著清道光3年(1823)7月臺江內海浮覆以後,鹿耳門港逐漸成為廢口,官府撤除文武防汛,人口外移、商旅不再,聚落也隨之歸於平淡,乃以大廟為名,成為「媽祖宮庄」。清同治10年(1871)曾文溪大水,沖毀大廟及聚落,居民乃自「舊廟地窟」,遷徙至現址重新結庄,仍以媽祖宮庄(媽祖宮仔)為名,之後關於聚落的相關情況也更為清晰。
一、清同光年間
雖然,媽祖宮庄聚落早在清同治10年(1871)以前就已經存在,不過在大水沖毀媽祖廟後,可能引發人口外移的現象,其餘居民則遷徙至今址重新結庄,但在移民激烈爭墾臺江浮覆地的情況下,因此有更多移民陸續入墾開發,所以媽祖宮庄的社會發展,也與其他臺江浮覆地同屬於2次移民社會。
清道光以後入墾臺江內海浮覆地的移民,大多來自臺江北岸的鹽分地帶,如學甲、北門、將軍、佳里、西港、七股等北門地區,以及更北的嘉義沿海一帶,這一來是由於這些地方的移民有地緣的關係,移民要進入新浮覆地開發較為方便,且亦能得到原鄉更多的支持;再且,北門及嘉義沿海地區,原來多屬濱海的海埔地,當地居民擅於開發利用海埔地,因此也更有條件來開發這一片新生的浮埔。此外,鄰近的府城富商仕紳(如黃本淵)及官府八房胥吏(如道永昌),以「墾戶」身分投入臺江浮覆地的開發,進而成為大租戶,或自招移民入墾浮覆地,或向已在此拓墾的民人收取大租租金。
雖然,媽祖宮庄聚落早在清同治10年(1871)以前就已經存在,不過在大水沖毀媽祖廟後,可能引發人口外移的現象,其餘居民則遷徙至今址重新結庄,但在移民激烈爭墾臺江浮覆地的情況下,因此有更多移民陸續入墾開發,所以媽祖宮庄的社會發展,也與其他臺江浮覆地同屬於2次移民社會。
清道光以後入墾臺江內海浮覆地的移民,大多來自臺江北岸的鹽分地帶,如學甲、北門、將軍、佳里、西港、七股等北門地區,以及更北的嘉義沿海一帶,這一來是由於這些地方的移民有地緣的關係,移民要進入新浮覆地開發較為方便,且亦能得到原鄉更多的支持;再且,北門及嘉義沿海地區,原來多屬濱海的海埔地,當地居民擅於開發利用海埔地,因此也更有條件來開發這一片新生的浮埔。此外,鄰近的府城富商仕紳(如黃本淵)及官府八房胥吏(如道永昌),以「墾戶」身分投入臺江浮覆地的開發,進而成為大租戶,或自招移民入墾浮覆地,或向已在此拓墾的民人收取大租租金。
目前媽祖宮庄的居民以林姓最多,為庄內第一大姓,但有5支不同來源:第1支是來自嘉義縣義竹鄉下灣仔牛稠底,自林紅以降,有林出、林進、林和尚、林賞、林老鐵、林文漲、林錫昌等;第2支來自臺南縣北門鄉北端的渡仔頭,這一支林姓是鹿耳門天后宮廟務的主掌者,自林硯以降,歷林洋、林天宋、林仙養,均主持過廟務,一脈相傳,他們有自己家族崇信的神明-吳府三千歲,每年農曆9月15日王爺聖誕,家族亦聚會聯誼,以上這兩支為媽祖宮庄最主要的兩大家族;第3支是來自將軍苓仔寮,自林本以降,有林在我、林德、林廳、林昌夫等;第4支來自將軍漚汪;第5支來自學甲中洲。而除了林姓之外,有來自嘉義縣布袋鎮新塭的蘇姓,來自於嘉義縣義竹鄉下灣仔的蔡姓。依據《日治時期戶籍登記簿戶長清冊》所載,媽祖宮庄聚落內有超過69%的家戶為林姓,聚落形態屬於單姓村,不過林姓來源不一,且由於聚落內部多有同族聚居的現象,對內團結宗族、對外則參與聚落的公共事務,所以仍然呈現主姓村或雜姓村的形態。
二、日治時期
日明治31年(1898)6月,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,臺灣總督府在全臺陸續展開土地、人口、慣習等各種調查事業,欲藉此查明人口分佈、耕地面積及土地利用情形,以掌握臺地現況,利於後續的統治與管理。同時,也留下了更多明確的數據資料,讓我們能藉此了解臺灣各聚落內部的發展情形。而依據日明治34年(1901)《臺南地方事項要覽》所載,當時媽祖宮庄僅有33戶、187人,聚落人口依然不多,無論聚落戶數及人口數都遠低於東側的本淵寮(201戶、1111人)、十二佃(122戶、653人)等庄頭,然而出現此一聚落人口懸殊的落差,除與聚落形成的先後有關外,這些大聚落也多位在主要的交通要道,或者是在土地開發較為穩定、農業經營較為發達的地區。
日明治31年(1898)6月,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,臺灣總督府在全臺陸續展開土地、人口、慣習等各種調查事業,欲藉此查明人口分佈、耕地面積及土地利用情形,以掌握臺地現況,利於後續的統治與管理。同時,也留下了更多明確的數據資料,讓我們能藉此了解臺灣各聚落內部的發展情形。而依據日明治34年(1901)《臺南地方事項要覽》所載,當時媽祖宮庄僅有33戶、187人,聚落人口依然不多,無論聚落戶數及人口數都遠低於東側的本淵寮(201戶、1111人)、十二佃(122戶、653人)等庄頭,然而出現此一聚落人口懸殊的落差,除與聚落形成的先後有關外,這些大聚落也多位在主要的交通要道,或者是在土地開發較為穩定、農業經營較為發達的地區。
不過至日治中後期,由於臺江浮覆土地多已開墾殆盡,唯有邊際近河海之地,尚有新生浮埔,可以吸引新來民入墾。根據日大正3年(1914)的林野調查,本區新墾或新登錄的土地,主要位於「媽祖宮庄」、溪心寮庄、公親寮庄、土城仔庄、學甲寮庄等地。然而邊際土地,大多屬於耕地狹小,且自然環境不穩定的地方,因此當時新開發的新墾地,多數為旱田,沿海地區則以開發魚塭為主。而當時部分臺江浮覆地的聚落,也出現移民再遷移的情況,由於海埔地的土壤鹽分過高、缺乏灌溉水源,土地贍養力不足,因此在現有耕地日趨飽和下,為求生存發展,因此家族成員不得不再次向外移居,移居地點也多在邊際土地,包含媽祖宮、四草等濱海地區,其中媽祖宮庄的黃姓就來自於學甲寮、尤姓則來自於外塭仔,這些都是臺江移民聚落再次遷徙的例子。
此外,由於日人引進新式產業,在媽祖宮庄一帶開闢鹽田,先後建立了臺灣製鹽株式會社安順鹽場、日本紡織株式會社附屬鍾淵曹達鹼廠鹽灘,由於媽祖宮庄附近原來並無鹽業生產活動,所以分別自北門及嘉義布袋等地招募大量鹽民,會社也興築了百餘戶簡易房舍,以提供鹽民居住,遂吸引了為數眾多的曬鹽工人遷入,為聚落帶來一波新的移民熱潮,當時兩鹽場所在,也出現了南寮、北寮、三棟仔、鹽夫舍等小型聚落。
而由於日明治36年(1903)日政府已經將媽祖宮庄及周圍四草、本淵寮等小聚落,合併成為一個新的「媽祖宮」,做為編成行政、警備,以及各種社會教化機關管轄的基本單位,因此我們僅能了解當時「媽祖宮」大字的人口成長情形。當時「媽祖宮」大字一直維持著穩定的高人口成長率,且成長幅度略高於臺江浮覆區的平均指數,整體人口總數也由日明治38 年(1905)的2472人增至日昭和14年(1939)的6185人,人口總數在35年間呈2.5倍的增長,此應與日治時期在醫療及衛生環境改善後,臺灣在出生率不斷增加及死亡率明顯下降的趨勢有關。日治末期媽祖宮庄聚落各姓氏比例,其中林姓雖仍為聚落最大姓,不過姓氏比例已由69%降至44%,也使聚落形態由單姓村變為主姓村,此推測應為外來移民大量增加後所造成的結果;又蔡姓人家則由姓氏比例的9%提升至12%,成為聚落第2大姓,現在聚落內的蔡姓人家,幾乎都有親戚關係,推測應為原鄉同姓移民依親投靠的發展;至於原來居於第2位姓氏比例的蘇姓,則僅存6%的戶數,而黃姓人家則由原來不列名,提升至姓氏比例的6%,同列為媽祖宮庄聚落內的第3大姓。
三、戰後發展
戰後臺南市安南區聚落的人口變遷,主要受到經濟活動與交通條件所影響。由於媽祖宮庄聚落濱海之地緣關係,居民大部分從事耕作、捕魚、曬鹽維生,餘者散佈各階層行業,聚落的主要經濟活動,以第1級產業為主,第2、第3級產業則較不發達;同時聚落又遠離主要交通路線,多數的商品採購,必須前往鄰近的本淵寮、土城仔,甚至得前往臺南市才能取得,因此相較於鄰近的其他聚落,媽祖宮一直屬於人口成長較緩慢的地方。
戰後臺南市安南區聚落的人口變遷,主要受到經濟活動與交通條件所影響。由於媽祖宮庄聚落濱海之地緣關係,居民大部分從事耕作、捕魚、曬鹽維生,餘者散佈各階層行業,聚落的主要經濟活動,以第1級產業為主,第2、第3級產業則較不發達;同時聚落又遠離主要交通路線,多數的商品採購,必須前往鄰近的本淵寮、土城仔,甚至得前往臺南市才能取得,因此相較於鄰近的其他聚落,媽祖宮一直屬於人口成長較緩慢的地方。
而依據戰後媽祖宮庄聚落之人口統計,可以發現聚落在1946年時總人口有1013人,但發展至1966年時,達到聚落人口最高峰的2917人,20年間增加了接近3倍的人口。此波人口的大量增加,主要與戰後鹼業一片欣欣向榮有關,由於臺灣鹼業公司獲利甚豐,為了配合增產需要,除在臺鹼公司安順廠積極整修荒廢鹽灘外,更不斷增資擴大開發,因此也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工移入。不過,當臺鹼公司鹽灘併入安順鹽場之後,臺鹽公司為了精簡人事而裁汰了部分鹽工;再加上轉型為五氯酚鈉工廠的安順廠區,也因製造產品的過程中,會產生具有毒性的戴奧辛,被迫在1979年停工關廠,造成人口外流嚴重。
另在外來影響方面,由於1960、70年代以後,臺灣經濟起飛、工商業發展迅速,然媽祖宮庄聚落卻未受明顯帶動,結果青壯居民紛紛遷出就業,人口成長率迅速下滑。雖村落內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,但還是維持傳統的農漁活動,村落發展遲緩,至1996年的媽祖宮庄聚落更僅存2192人。不過近年來,隨著臺南科技工業區的設立,也讓鄰近的媽祖宮庄聚落重現生機,使得人口數據出現微幅的成長,在2006年時媽祖宮庄聚落共有2478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