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天啟四年（1624年）八月，荷蘭人按照明朝要求拆毀澎湖城堡遷移至台灣的鹿耳門北汕尾島，在島上建造首座的商館，與北汕尾島原來的日本人、中國人等從事生意往來，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經貿根據地，以鹿耳門港及大員港作為進出台江內海與台海的首要孔道，正式開啟台灣的國際貿易大門。
康熙二十二年（西元1683年），施琅攻台、克塽降，重新開啟海禁，翌年開廈門與鹿耳門的對口貿易，大陸沿海各省遠來台灣貿易的商舶，再次絡繹於台江海面，使得府城變成全台的唯一對外交通孔道，使得濱臨府城大西門一帶成為萬商雲集的港埠，而鹿耳門北汕尾島亦如史書所載「鹿耳連帆」、盛況空前！
康熙四十年（西元1701年），台灣的商業貿易已由府治擴展北至彰化、淡水，南至阿猴（屏東）琅橋（恆春），當時商界已形成了兩大派系：1.向島外貿易的大行號稱為「外郊」、2.在島內貿易的巨賈稱為「內郊」，為【府城三郊】之源起。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由蘇萬利、金永順、李勝興三巨商來台經商，拓展島外貿易，於是商況大興，遂組織商團劃界經營，各商販亦置舶據港興商，分為北郊蘇萬利、南郊金永順、港郊李勝興，三郊鼎立、掌握全台商權與商機。
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以「外郊」為主的北郊及南郊進出口商人，集資於台郡水仙宮廟內設置【三益堂】，作為彼此聯絡會商處所，此後，商號間的聯繫日益密切與廣闊，並且為求降低運費與倉儲成本，貿易商行都以行址租設倉庫，這些倉庫多集中大西門外的五條港邊。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北郊蘇萬利負責，粧修水仙宮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南金永順捐款與北郊共同修建縣捕廳衙署，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），港郊李勝興亦加入北郊、南郊，共同整修全台首學孔廟明倫堂的行列，自此，府城三郊往來勤密，感情日益融洽，乃在乾隆末年，結合於水仙宮三益堂正式設置辦事處，並在嘉慶元年，三大郊正式合稱【府城三郊】，開始以【三郊蘇萬利、金永順、李勝興】名義對外行文，成為全台灣規模最大、資本最雄厚的進出口商集團，對當時台灣內需的供應、擴大與活絡，對臺海兩岸的經濟推動，對日本、東南亞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等方面，都可說是台灣經濟文明的開路先鋒與締造者。
府城三郊在台灣的經濟地位與政治影響力，到了嘉慶二年（1797年），知府楊紹裘頒賜官方版的【三益堂】匾額、以及嘉慶十一年（1806年），知縣薛志亮頒獻「力障金湯」匾以表彰其平亂海賊蔡牽之役的功勞之際，臻於最顛峰，到了道光年間開鑿接連國賽港、鹿耳門港與大員港的南北水路【鹿耳門竹筏港】，到了咸豐末年三益堂三郊公局更結合其他郊商如綢緞郊金義利、藥郊金慶星、石鼎美號（石萬壽教授先祖）與清府官方共同「重興鹿耳門天后宮」等，是為府城三郊歷史上登峰造極的黃金時代！自是後來道咸年間的「鹿港八郊」與艋舺地區的【台北三郊】所難以望其項背者！這也就是【一府二鹿三艋舺】的歷史背景與說法。
尤其，府城三郊自正式整合於三郊總堂台郡水仙宮與「官方掛牌」三益堂在水仙宮左畔後，其組織運作及其影響力實在大大超出官方的管轄與控制範圍，主因是當時三郊的權力與義務包括：組織保甲、訓練義勇軍、設置「冬防」夜警以揖盜賊、設三益堂議事公所、置公秤、公砣、公斗與公量、以及負責濬堞港道運河、開闢馬路橋樑、修護古蹟寺廟學堂、實施災害救濟、貧病健保等等。
府城三郊除了開創與奠定早期台灣資本主義、經濟文明、地方自治等基礎及典範外，最令人懷念和感恩的故事可說不勝枚舉，例如：負責於除夕夜公演溫馨感性的「避債戲」、於媽祖生日假「內港」五條港的估仔船上舉行風格特殊的普度祭典、於中元節在外港的鹿耳門擴大普度盛典以祭海上亡魂，林林總總，府城三郊確實有數不盡的自發性、自主性慈善公益事蹟以及地方自治之行政績效，而且其組織運作與制度建立之「公信力與公權力」，可以說是日據時代與當今社會所難以比擬。